最高人民检察院昨晚发布消息称，2015年1月27日，经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导督办，齐齐哈尔市检察机关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对讷河监狱五监区一分监区监区长王猛、副监区长朱登涛立案侦查，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对看守大队巡逻队看守员李海军立案侦查，并对三人采取强制措施。(1月27日，搜狐新闻)
虽然不是很清楚彭博社所调查的这17位经济学家是何方神圣，也不清楚这大约700亿美元的红利是如何算出来的，但对中纪委的反腐败工作从经济层面加以量化，倒是一条不错的思路。而且，如果按照“反腐运动将在2020年使该国国内生产总值提高0.1至0.5个百分点”来推算的话，单单是反腐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可能就接近于2000亿美元之谱。
进而言之，反腐败的经济红利，自然也包括惩处贪官污吏所缴获的巨额资产。《中国经济周刊》发表文章称，从2000年至2011年底，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仅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的其中5年缴获赃款赃物金额就达到541.9亿元，可见这方面的“红利”之大。
自从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以来，虽然尚未见到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但截至2014年9月7日的成绩单已经足够亮眼——49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包括2名副国级官员，3名十八届中央委员(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山西省委原常委、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3名候补中央委员(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中石油原副总经理王永春，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以及周姓中央政治局原常委。由此而来的经济“红利”也是可以想见的，单单是“你懂的”家族，就曾有媒体推测贪腐达数百亿元。这就难怪作家二月河感慨道，“读遍二十四史，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的。”
有媒体报道称，2011年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外逃贪官携款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一直关注反腐的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的研究显示，外逃官员保守估计有近万名，携带金额约1万亿元。
李成言教授表示，“按照人均1亿元来估算。要在国外过上比国内更好的生活,必须有雄厚的‘黑金’做保障,不到这个数额级别,他们也不会选择出去。现实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不少贪官一人就卷走几亿元,规模相当大。这是中国腐败形势严峻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李成言还指出，如果不分行业特征的话，“裸官”群体是外逃贪官的“预备队”。“大多数外逃贪官,第一步都是让孩子和夫人先出去，然后自己择机潜逃”。
贪官携款外逃和“裸官”横行官场，都是这些年困扰我们的问题，也造成了巨额资产外流。在这方面，如今反腐败工作剑指“裸官”与外逃贪官，也终将带来巨大的经济红利，因为它不但让贪官携款外逃变得越来越难，也让“裸官”们有所顾忌，让已经携款外逃的贪官们惶惶不可终日，更让巨额资产不至于继续被贪官、“裸官”们轻而易举地带去了国外。凡此种种，同样是一笔巨大的经济“红利”。(文/蜀道留铭)
